呈: 开发商及开发商家属,收受太合贿赂者. 七哥八哥 收.

向真

7月7日

　　文强被执行死刑。

　　本报记者 田文生 实习生 冉志敏整理

　　反腐专家：要打黑势力，首先打保护伞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庄庆鸿)“打击黑恶势力，首先要打它背后的保护伞。我认为这是我们应从重庆打黑中汲取的重要经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今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黑社会和司法腐败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几乎就相当于一个铜板的两面。”任建明说，“这和‘煤矿事故背后是安全部门监管问题’是一样的。”

　　他指出：“当黑社会在有组织地做黄赌毒、暴力犯罪，那么一定是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严重滥用职权的结果。因为公安部门是具体执行法律的机关，负责对黄赌毒这些非法活动的查处。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广泛存在甚至是泛滥，到了很严重程度的话，一定意味着有同样严重的司法系统的腐败，也就是我们所说背后的保护伞。”

　　“如果司法腐败不解决，黑社会是很难被扫除的，打黑是打不了的。你的打黑行动可能寸步难行。比如重庆打黑中就发现，过去黑社会把人打死了，上访的家属被推回到重庆公安局，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关于舆论热议的文强之死，任建明这样看：“我认为判刑的一个关键标准是，你这样滥用权力，会不会导致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与单纯的受贿，有性质上的不同，你收受金钱，金钱是可以计算的，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比如郑筱萸被判死刑，因为他作为国家食品药监局最高长官，让有毒药物流入市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再比如文强，尽管不是他直接杀人，但他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因而对这许多条人命负有重要责任。加之情节严重的强奸罪，因此对文强重罚，是合适的，否则不足以处理这种司法系统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此践踏法律造成的严重影响。”

　　文强一审被判死刑，主要理由是“受贿金额巨大”，而二审判决中增加了一句“社会危害特别巨大”。

　　任建明认为，这一增加是应该明确的。 “政府当然应该慎用死刑，如果只有受贿，判死刑的质疑就比较多。但这对社会危害具体来说，他所包庇的黑社会身上是有很多血债的，比如残酷的枪杀、强买强卖，都是在他的纵容下，这就是社会危害。”

　　任建明说：“从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来说，生存是最低需求。众多老百姓即使衣食基本能保证，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能得到保证的话，那需求肯定是很迫切、呼声是很尖锐的。我们从这一点，就能看到打黑的意义。”任建明认为，从地方到中央，包括公安部，可以吸取重庆的做法和经验。“过去我们知道有县、省会城市在做，而重庆的打黑，它的直辖市行政级别、以及治理得较彻底、范围较广，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

　　近日，处死文强的消息传开，重庆市民普遍叫好。

　　“他位高权重却极度贪腐，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文强的“发迹地”——巴南区的农民李明(化名)表示，衷心拥护处死文强。

　　他称，文强在巴南工作期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与他相识，当时的文强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了面总客气地叫他“老李”。2005年，他被人打伤，却迟迟没得到处理，于是想找已是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申冤”。有人告诉他：文强变了，求他办事没钱不行。他当时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来文强的电话拨打。

　　“没想到他一听是我，话都不说就挂了电话。”李明说，此后他多次拨打电话，一报上名字，文强就将电话挂了。他此时才相信“文强变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变得“如此的贪，如此的黑”。他说，“法院根据法律判处他死刑，现在又正式执行，这是个表态：无论什么人，即使曾是公安局副局长，只要胆敢护黑助黑，触犯刑律，都难逃法律的严惩，该处死刑还会处死刑。”

　　当年审张君时，市民陈东参加了旁听，后来审文强，陈东又参加了旁听。谈起文强被执行死刑，他心情复杂：“我以前一直觉得他贡献很大，民间传说他涉黑，我最初半信半疑，开庭时参加了旁听，听完庭审，我信了。他在成绩的光环下堕落了。他是个执法者，犯法更应依法严惩。”

　　重庆市民普遍反映，文强被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黑帮最大保护伞被摧毁后，涉黑犯罪少多了，以前目中无人、动辄刀棍相向的“平头帮”罕见踪影，街道上随时可见交巡警平台，感觉安全感强多了，“晚上出去也不害怕了。”市民陈女士说。

　　一位小型建筑公司老板说，过去，自己参加招标时，经常有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威胁自己退出，否则就要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血光之灾，打黑风暴之后，这种情形几乎绝迹了。

　　权威数据证实了重庆市民的判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重庆市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创历史最高水平，首次超过京津沪。

　　警方有关人士透露，截至今年 6月27日，重庆警方共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涉案人员50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4000多起；缴获大批非法枪支、毒品和管制刀具；查扣涉案资产数十亿元；法院一审判决黑恶团伙148个。

　　他说，通过打黑除恶，产生了三个效应：

　　一是社会治安的乘数效应。2009年打黑除恶以来，重庆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刑事发案、群众集访量同比2008年明显下降。10多个省市的群众自发自费赴渝赠匾送旗。人民群众赞誉打黑除恶是“一场正义之战、一项民心工程、一个和谐之举”，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快人心”。

　　二是招商引资的磁场效应。打掉一批地下黑钱庄，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700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大幅增长；破获大批涉税案件，助推重庆税收连续6年30%高增长。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助推2009年全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3%，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助推重庆形成2000亿的出口项目，比2008年全市总和翻两番。

　　三是社会影响的名片效应。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中国社科院《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重庆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六。据中国社科院资料显示，重庆司法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009年中国十大民生决策排行榜上，“重庆打黑”名列首位。

　　他说，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破案打击新模式的带动下，重庆警方的破案攻坚能力大幅提升，警务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

　　据公安部通报，2009年，重庆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三、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破获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七、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提请逮捕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查处治安案件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二；万人发案率低于京津沪水平；53项考核指标中有33项排名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该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破案数、查处治安案件数、提请逮捕数4项主要指标均居直辖市第一。